“奉圣旨，准牒敕：今年科举第一场，乃试之以本经！”

“本经者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也！”

“礼部用元祐三年二月乙酉诏：祖宗之制，详略皆得，先帝之法，善之又善，朕当从之！”

“乃依熙宁二年诏书，制五经题各二！”

“诸生可自选所治本经，答其出题！”

“所答题目，可参用《字说》、《三经新义》、古今典故、注疏或己之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，文字当以馆阁楷书！”

这是都堂宰执们，最后互相妥协出来的方案。

新党继续保留了《字说》、《三经新义》的官方指定科举参考书目的地位。

而旧党则将自家的学派思想经典，也塞了进去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代表赵煦发声的苏颂，忽然横插一脚，举了嘉佑二年科举，苏轼以《论刑赏之忠厚》为答，欧阳文忠公以为善，仁庙不以为意，反推为佳话的故事。

加入了本年科举，允许士人将自己对圣人经义的解读、感悟、感触，来回答问题。

只要其能自圆其说，且不脱圣人仁义之教的樊篱。

为此，苏颂提出了‘六经注我’的最新口号。

并赢得了都堂上下的一致认可——大宋士人，当如是哉！

基本没有人有异议。

因为啊，这大宋的大儒，从宋初三先生开始，一贯如此。

苏颂只是将之系统性的归纳为‘六经注我’。

这很合理，没毛病。

所有人都是这么玩的。

于是，就形成了今年科举的基本框架。

所有人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。

赢！

穿着皂衣的礼部吏员，敲着锣鼓，在考场中穿行。

一边走一边拿着一个铜喇叭，反复念着朝廷的公文。

虽然有关今年科举的注意事项和考试顺序、答题要求，都早已在数日前，由都堂张榜公布，并在汴京新报、汴京义报的头版上连续刊载了三日。

但，为了防止考场上的士人，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朝廷规定。

故此，知贡举章衡依旧要求礼部贡院的官吏，在每场考试前，都要宣讲三次。

以免有人在落榜之后，拿着此事当借口闹事。

吏员巡场三次后，就有穿着紫色公服的内臣，抬着一个个上锁的箱子，进入考场。

这也是本次科举的最新改革措施之一——三位主考官出题完毕，天子批准后，所有考题立刻由皇城司选派专门的内臣，送到入内内侍省的‘版印务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