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奉圣旨,准牒敕:今年科举第一场,乃试之以本经!”
“本经者,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也!”
“礼部用元祐三年二月乙酉诏:祖宗之制,详略皆得,先帝之法,善之又善,朕当从之!”
“乃依熙宁二年诏书,制五经题各二!”
“诸生可自选所治本经,答其出题!”
“所答题目,可参用《字说》、《三经新义》、古今典故、注疏或己之所见、所闻、所感,文字当以馆阁楷书!”
这是都堂宰执们,最后互相妥协出来的方案。
新党继续保留了《字说》、《三经新义》的官方指定科举参考书目的地位。
而旧党则将自家的学派思想经典,也塞了进去。
在这个过程中,代表赵煦发声的苏颂,忽然横插一脚,举了嘉佑二年科举,苏轼以《论刑赏之忠厚》为答,欧阳文忠公以为善,仁庙不以为意,反推为佳话的故事。
加入了本年科举,允许士人将自己对圣人经义的解读、感悟、感触,来回答问题。
只要其能自圆其说,且不脱圣人仁义之教的樊篱。
为此,苏颂提出了‘六经注我’的最新口号。
并赢得了都堂上下的一致认可——大宋士人,当如是哉!
基本没有人有异议。
因为啊,这大宋的大儒,从宋初三先生开始,一贯如此。
苏颂只是将之系统性的归纳为‘六经注我’。
这很合理,没毛病。
所有人都是这么玩的。
于是,就形成了今年科举的基本框架。
所有人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。
赢!
穿着皂衣的礼部吏员,敲着锣鼓,在考场中穿行。
一边走一边拿着一个铜喇叭,反复念着朝廷的公文。
虽然有关今年科举的注意事项和考试顺序、答题要求,都早已在数日前,由都堂张榜公布,并在汴京新报、汴京义报的头版上连续刊载了三日。
但,为了防止考场上的士人,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朝廷规定。
故此,知贡举章衡依旧要求礼部贡院的官吏,在每场考试前,都要宣讲三次。
以免有人在落榜之后,拿着此事当借口闹事。
吏员巡场三次后,就有穿着紫色公服的内臣,抬着一个个上锁的箱子,进入考场。
这也是本次科举的最新改革措施之一——三位主考官出题完毕,天子批准后,所有考题立刻由皇城司选派专门的内臣,送到入内内侍省的‘版印务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