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后，国家收购粮食得给钱吧？等秋收后还有一笔钱吧？我一路从四九城过来，就属南峪生产队的麦子长得好，今年肯定能有个好收成。”唐植桐看殷富贵的模样，夸赞之词犹如不要钱般的砸了过去，生怕殷富贵反悔。

其他几个生产队目前还在为口粮发愁，眼下顾不上合作医疗，现在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南峪，唐植桐可不愿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

“去年的收成还行，也多交了公粮，但也没剩下几个钱。账本你也看了，我们队上可不能都拿出来当那什么统筹，最多一年出一千块钱。”生产队要用钱的地方多，殷富贵想了一下这两年的情况，最终咬了咬牙，给了唐植桐一个数。

“行，我回去争取一下，争取让卫生部门按比例承担一部分。”一千块钱，平均到每个社员头上还不到一块钱，但唐植桐没嫌少。

在唐植桐的概念里，生产队相当于社员的工作单位，而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，那生产队就必须出这部分钱。

虽然1956年的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》明确了集体对社员医疗的职责，但一来农村缺少大夫，二来随着公社化的快速推进，合作社土崩瓦解，农民的医疗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四九城周边的生产大队也要等起风后的1969年才实行合作医疗，生产队为每位社员缴纳一元钱的统筹，社员个人再缴纳一元钱的统筹（大多由生产队代扣代缴），卫生部门不出钱……

如果自己能成功让卫生部门出一点，剩下的让社员个人承担，那就真的是功德无量了。

而且对于卫生部门来说，为每位社员承担个块把钱也不算多，毕竟现在四九城的农村户口只有276.7万，而公费医疗的支出额每年都在一千万以上。

况且这二百来万也不是今年一下子就拿出来，总得先从试点开始，办成了再拿出来，这样正好留出时间给各方面去适应、协调。

“小唐同志，你费费心，让卫生部门多出点，最好是社员不用出钱，我们社员实在是太困难了，一年到头也落不到手里几个钱。”虽然唐植桐给了方案，但殷富贵还在一个劲的试探唐植桐的底线，站在他的角度不能不为社员尽可能的拉低社员承担的比例，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年，能落到个人手里的也就也就一百来块钱。

“殷大爷，社员还是要出点钱的。如果个人不出钱，真正成了看病不要钱，我估计肯定会有人这儿疼、哪儿不舒服，把钱和时间花在甄别病人身上也是一种浪费。”唐植桐相信绝大多数社员都是好的，但人性经不起放大，当有人行恶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