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人们走出原始的蒙昧，从一开始的共享共治，到后面随着技术的发展，交通的发展，人们的联系越来越多，关系网越来越复杂，见识越来越多，人们开始出现了攀比，出现了贪欲，道德的底线越来越低，欲望越来越多。

自从大明联邦十二年朱昭熙回到虞国之后，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研究和政治研究悄然启动，从前经济和政治都算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术，从来没有进行过归纳总结，从来没有成书于纸上过。

按照朱昭熙的命令，情报部翻出从掌书记室成立一直到现在的所有情报资料，以及对伪明作战之后收集的东厂、锦衣卫密档，自己担任主编，召集全国各大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优秀学者，共同整理这些情报档案。

对外情报局则加大了情报收买的力度，耗费大量银钱，买通各国商行的账房先生、码头苦力。密探们穿梭在各国的市井街巷，在茶楼酒肆中与线人接头，传递情报。

他们获取了跨国贸易中，资本家如何通过操纵汇率、垄断货源进行欺诈的案例；还得到了洪州共和国，皇室财团与民间资本家相互勾结，哄抬物价的详实证据。

学者们整日泡在这些情报资料以及史书中的各种经济方面的论述，将管仲《轻重篇》、司马迁《货殖列传》等古籍与当代案例对照研究，常常争论到面红耳赤。

为了把情报和历史当中的那些经济现象总结成为理论论述，这些学者们通宵达旦，这个工程比起当年由解缙和姚广孝编写《永乐大典》还要困难，毕竟永乐大典的编写主要是书籍的收集归类，是百科全书。

而朱昭熙想要编写的《货殖通论》，则是要在浩如烟海的情报资料和历史资料当中，总结提炼经济规律，这些学者虽然是朱昭熙亲自培养出来的，算是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人，但他们都是新老交替的一代人，接受的依旧算是填鸭式教学。

这些学者看着的确很优秀，但是终究是拔苗助长出来的，没有在历史上看到过资本家们的残酷，大明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的确和欧洲开启的大航海同样残酷，可是大明的残酷都是针对当地土着的。

在大明的支持下，移民行动虽然有过一段时间的阵痛，但是根本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刻骨铭心，要知道欧洲那些航海的人都是穷疯了出来打拼的，而大明只不过是土地少，还能活下去就被大明朝廷出钱出力送到了海外，成为了中产阶级。

所以这些学者对于资本的剥削，并没有那么感同身受，就算朱昭熙在他们的耳边天天讲，他们也只是被迫接受了朱昭熙的输出，而不能继续深入拓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