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45章 极尽污蔑之能事

  这种论断让我不禁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些拿着锤子的人，对他们而言，世界上的一切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。

  什么是人道主义？

  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，难道必须通过塑造“高大全“的英雄人物才能体现？

  那么那些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通青年，他们的迷惘、挣扎与小小的反抗，就不值得被书写？

  刘聃同志所推崇的“人道主义“，究竟是活生生的人性呈现，还是仅仅只是某种被意识形态过滤后的标本？

  我承认，《顽主》中的主人公们或许不够“崇高“，但他们真实地存在着。他们用调侃消解生活的荒诞，用玩世不恭掩饰内心的脆弱。

  而这一点，正是一代年轻人人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时普遍的心理状态。

  如果文学连这种真实都不敢正视，还谈何“人道主义“？

  更有趣的是，刘聃同志将小说与“反现代化“挂钩的论断。

  按此逻辑，描写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就是反对现代化本身？

  那么我想问，卡夫卡写《变形记》是否意味着他反对工业文明？加缪创作《局外人》是否代表他抗拒现代性？

  那么我想问，鲁迅先生写《阿q正传》写《祥林嫂》是否意味着他思想的倒退与堕落，茅盾先生写《子夜》是否意味着他推行资产主义道路？

  刘聃同志的批评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线性思维：

  凡是不能直接为现代化唱赞歌的作品，就是反现代化的。

  在物理学上，有一种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一种电子器件名为二极管，二极管有两个电极，正极，又叫阳极，负极，又叫阴极。